世界关注:拆解电信诈骗:从洗脑开始,如何一步步掏空你的钱袋

“一开始100元转过去,确实返利了;后来变3连单,等她转账过去,对方又说,变20连单了。”

李明敏,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反诈中心负责人,说起近期这起“刷单”案件,他既气愤又无奈。


(资料图)

受害人“刷”完20连单,损失十几万元,感觉被骗后报警,做完笔录讪讪离开。没想到隔了一天又来了,在骗子蛊惑下,她又“刷”了100连单,损失达几十万元。她说,“我要不转账,之前的钱都没了,转账了,是不是还可以要回来?”

在“刷单返利”类诈骗案件中,这是受害人常被灌输的想法。

2022年,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6.4万起,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快速上升态势,但冒充客服、刷单返利等电诈案件仍然高发多发,手法层出不穷。

今年起,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推进打防电信网络诈骗“红蓝对抗”实战练兵活动,16个区公安刑侦部门被分为“红”“蓝”两组,开展一场为时一年的内部竞赛,希望提升打击和防范电信诈骗水平,守护百姓“钱袋子”。

“天上掉馅饼”,受害者深陷认知陷阱

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工作人员时刻准备接警

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驻地——中山北一路803号院,最忙碌的楼宇之一,是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。

墙面上,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相关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标题下,挂有27家单位牌子。办公的,除了民警、辅警,还有4家通讯运营商、11家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,帮助在通信、转账各环节采取措施,预防诈骗。

“多部门联合‘作战’,目标:快。”屏幕上数据显示,仅记者造访的这天上午,中心就对21万人次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预警。对收到可疑电话和短信的市民,全量发送提示短信;市民有点击可疑链接等中危情形,AI或人工电话提醒;已进入电诈“套路”等高危情况,派出所民警则上门劝阻。

“实践证明,电信网络诈骗是可防性犯罪,事后打击不如事前防范。”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九支队副支队长尹延淋说,上海推动警银合作,努力守住“资金出口”。今年以来,依托资金防阻体系建设,拦截涉诈转账资金7.6亿余元,追回群众被骗损失2.2亿余元。

劝阻受害者是一大难点。很多时候即便对受害者进行劝阻,都难以阻止损失。

“很多受害者完全被诈骗分子‘洗脑’,听不进。”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负责电话劝阻的工勤主管吴明凯说,不久前,他给一个公司财务人员打电话,劝阻其不要给不明来源的账户转账,对方矢口否认被骗。“你‘老板’发指令的这个群是新建的,对不对?打电话确认一下?”

几经来回,这名财务验证后发现确实受骗了。诈骗分子全套“复制”了公司老板的社交账号,一笔15万元款项差点转出去。

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打坏的固定电话。巨云鹏摄

“有些受害人,电话里无论如何不相信劝阻,我们就通知派出所上门。”吴明凯和同事们平均每天每人要拨100个电话,短的几分钟,长的超过半个小时。办公桌旁,打坏的固定电话就有8部。

在“红蓝对抗”实战练兵中,浦东在“防”上较突出。为何“劝阻难”?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副大队长龚海青认为,是电诈犯罪分子通过话术给受害者构建了认知陷阱。如在以财色为饵的“投资”“刷单”“裸聊”类案件中,“再充值、转账一些,就把之前的还来(或把视频销毁)”,“利用受害者想要挽回的心理,持续要求转账汇款,实际上犯罪分子贪得无厌,转账越多损失越大。”

浦东警方查获的诈骗“话术”剧本

近期浦东警方破获一个500余人的特大“话务引流”团伙,该团伙从境外获取潜在被害人的电话信息,主要以教育培训机构退赔学费的名义引导被害人泄露银行卡信息。

在这个团伙的话术本上,记者看到,应对被害人“怎么是外国号码”“为什么不是这个机构退款”“为什么要仅QQ群办理”“你们是骗子”等质疑,都有应对“台词”;还设计“只有部分用户”“名额有限”“错过就没法办理了”等催促性语言,增强被害人紧迫感。

“首先‘天上不会掉馅饼’;其次即便‘入坑’,也要及时止损,”龚海青说,市民接到陌生电话或网聊时,绝不能透露银行账户、密码、验证码等,涉及转账汇款,一定要多方核实,“无论多么相信网络那头的人,涉及转账银行卡等,都要多个心眼。接到警方短信电话提示,一定要重视。”

银行卡、手机卡,是犯罪分子争抢的“资源”

一直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,李明敏洞悉该类犯罪套路,“电诈犯罪离不开‘两卡’,银行卡和手机卡。”银行卡用来承接被害人款项,走账;手机卡用来拨打诈骗电话,“引流”。

不幸遭遇电诈,钱款已转出去,那找到银行卡主人,不就能找回自己的钱了?面对记者提问,李明敏说,如今的电诈团伙,将犯罪链条上的环节拆分,受害者转账账户的主人,往往只是将自己银行卡出借给他人的“卡农”,到账后立刻再转到下一级账户,或采用取现、购买黄金、直播打赏等方式“洗钱”,最快半小时内受害者的钱就已转到境外。

去年7月,上海普陀警方捣毁一个专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分子“洗钱”的犯罪团伙。被害人报案后,警方发现报警人汇出资金10分钟内,这笔款项就分散流向多个银行账户,其中一个在上海宝山区某银行被取现。根据线索,专案组抓获5名“卡农”及其上家戴某——戴某10余天内就为境外诈骗团伙“洗钱”100余万,自己拿到6万余元提成;对5名“卡农”,他许诺每取现1万元拿200元提成,还包食宿。

记者了解到,一个“卡农”,可能只拿几千元“好处费”或提成,但从他账户上“走”过的受害者钱款可能高达数百万。出借银行卡行为,看起来“危害不大”,在电诈犯罪链条中却必不可少。

作为电信诈骗拨号的必需品,手机卡乃至固定电话,也是犯罪分子争抢的“资源”。

宝山警方在居民小区内查获非法GOIP设备

今年4月,上海宝山2个老旧小区分别有固定电话连续对全国各地拨号,较为异常。民警上门核实发现,2户居民均为老年人,并未经常打电话。会同电信部门线路检测后发现,这两家的网络线路交接箱内均被非法安装了GOIP虚拟拨号设备,可以把境外网络信号转化为上海固话信号。安装工莫某、李某落网,他们通过该设备为境外电诈团伙服务,获利约5万元人民币。

法律打出了重拳—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2021年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(二)》,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,为其犯罪而收购、出售、出租信用卡、银行账户、非银行支付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,数量达到5张(个)以上,或者收购、出售、出租他人手机卡、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,数量达到20张以上,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。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7年。

“犯罪分子和法律‘躲猫猫’,”李明敏说,最近侦查的案件中发现,有的“卡农”首领,统一为手下“卡农”每人只开办4张银行卡,逃避法律打击。作为“红蓝对抗”中以打见长的徐汇警方,在结合警银联动机制基础上,持续深化“断卡”行动,要求派出所及时研判资金流,24小时内完成三级账户研判,明确可疑“卡农”身份信息,及时开展落地抓捕。

加快深化全警反诈、积极拓展全民反诈

民警将电诈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

今年以来,上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接报既遂数、立案数同比继续保持下降趋势。打掉一批违法犯罪团伙,溯源经营、深挖扩查,成功抓获各类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犯罪嫌疑人4000余名,捣毁黑灰产犯罪团伙160余个。

尹延淋坦言,近年来,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层出不穷、难以根治,与其背后庞大的黑灰产利益链条密不可分,与电诈案件关联的黑灰产犯罪活动迭代更新,呈现境外化、集约化、组织化、模块化趋势。

以上海警方此次侦破的特大“话务引流”团伙为例:藏匿境外的犯罪分子对境内话务引流团伙远程指挥,团伙内技术人员搭建“客服系统”语音服务器,骨干人员招募发展“客服”,线上发布引流话术剧本、工作任务、服务器账号、密码,由“客服”在家中登录服务器输入账号密码,系统便可自动搭建通话线路,批量拨打潜在被害人电话,“由专人负责培训、检查质量、结算收入,一环扣一环。”

“客服”说,只是“打打电话”“拉拉群”,但记者了解到,电话另一端许多电诈受害者不仅有财产损失,还会因“轻信”而自责、内疚,造成抑郁、家庭不和乃至自杀倾向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说,对于为他人提供推广、引流等帮助的犯罪分子,特别是与诈骗集团存在事前通谋、事中勾连,形成较为稳定协作关系的人员和组织者,一般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;对于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活动,为他人提供软件开发、技术支持、账号维护等帮助行为的犯罪分子,一般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。

龚海青认为,“打”与“防”,需要加快深化全警反诈、积极拓展全民反诈,多维构建宣传体系、拓展宣传渠道、提升宣传精度。

尹延淋说,上海警方实行叠加见面劝阻,强化事后追踪回访,由市-区-所三级联合各区、街镇,自主成立反诈劝导小组、居村委干部、楼组长等群防群治力量,“倘若接到反诈中心或辖区派出所的预警电话,请积极配合民警见人见面,避免财产损失。郑重提醒:只有真警察才会上门劝阻,且不会提出任何转账要求,如有疑问,请拨打反诈中心热线96110。”他说。

(除标注作者外,其余图片均由上海公安机关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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